古代文學領域中武則天故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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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者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學評論》雜志社、《文學遺產》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了古代文學研究:視野與方法學術研討會,數十位專家學者做了精彩發言。本刊就此議題,約請一些專家撰寫筆談,以供學界參考。
視野與方法,是近年來學術界特別關注的兩個話題。80年代,我們特別關注方法問題。90年代以后,我們又將視野作為論題反復討論。其實,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方法與學術技巧相關聯,而視野則與思想境界密切相關。
過去,我們比較重視方法,以為方法改變,學術研究就會有較大的改觀,于是設想了種種方案,也引進了種種方法,為此,還曾展開過種種有益的論爭,也進行了種種學術實踐。問題是,在方法的園地耕耘多年之后,我們發現,問題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據權威部門統計,古典文學研究從業者已經多達三萬人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學位體、項目體培養起來的,而今又有優搏體在年輕的博士群體中十分流行,學術研究越來越匠氣化。有的學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讀書越來越方便,而耐心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大家都渴望對前人有所超越,擁有優異的研究成果,有些學者卻為此標新立異,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據主管部門統計,僅2013年全國出版物就已經多達四十一萬種,其中堆積的所謂學術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文學研究強調國際化,本意是增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現實中,有的研究者對西學不辨優劣,對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馬首是瞻,不僅對其作廉價的吹捧,甚至挾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擬洋腔洋調,自以為高明。還有兩種極端傾向,或自命為文化精英,躲進書齋,沉湎于個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謂純粹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或有意無意地誤讀經典,追求商業炒作,扭曲文學價值,將嚴肅的學術研究變成娛賓媚俗的工具,迎合當前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風氣。
上述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如果僅從學術方法上尋求原因,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究其根本,還是我們的思想境界出現了問題。部分學者過于看重自我,過于關注自己的學術小圈子,而忘卻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從事學術研究?
這就要求我們要反思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問題。薩特就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對于饑餓的人們來說,文學能頂什么用呢?其實,還可以擴大一點說,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于饑餓的人們來說,能有什么現實的用處呢?如果是現實的理解,確實沒有任何用處。但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最終體現在對于人的終極關懷和探索。清代學術史上有漢學、宋學之爭,而在漢學內部,又有吳派與皖派之爭。我曾寫過《段玉裁卷入的兩次學術論爭及其他》①,最終歸結到學術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決定的方法上來。從學術層面看,論爭的焦點只是一字之差,而在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痹瓌t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認為照本改字并不難,難的是斷定立說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義理。由義理而推斷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為??钡囊粋€重要途徑,也就是后來陳垣先生歸納的所謂理校。段、王之學最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這里。而顧千里則強調不校之校,寧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輕易改動文字。顧千里為惠氏學,信家法,尚古訓,恪守漢人做法。而段玉裁為戴氏學,認為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有附會,他們從事文字訓詁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終的目的還在義理的探究。這義理的背后,是人。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認為,歷史的范圍非常之大,歷史的功能,主要是為了了解我們自己以及人類的問題和前景。歷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但是歷史還有一件應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②
回顧學術史,我們還發現,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的實現,最終取決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學術研究僅僅視為滿足好奇心,或者是為了稻粱謀,追求在小圈子內分享的文學研究,那是沒有生命力的。其結果必然會使理想缺位,自我邊緣,與現實社會,與人民大眾越來越遠,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優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歷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眾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關注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才能獲得發展的生機,才能提升學術的品位。20世紀30年代,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法國留學時,看到祖國的危難,在悲痛里起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的危亡的思念,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樂作品。九一八事變之后,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強烈沖擊,異常激憤,于是決定從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入手,探索民族貢獻與今后出路,于是發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龍圖騰命題。此后,眾多學者不斷接力,將龍圖騰與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理想聯系起來,發出時代的最強音。正是由于這種勇于擔當的精神,他們拓寬視野,獲得了廣闊的研究空間,他們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現實感,真正發揮出啟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這是前輩學者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精神啟迪。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大聲呼吁文章必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今天,我們確實應當認真地想一想當代學者的使命是什么,這個時代的主題是什么,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做學問,題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須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則,我們的學術只能越做越技術化,而缺少人文情懷;越來越脫離社會,而引起人們對于文學研究的誤解乃至排斥。由此看來,解決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應當認識到,文學研究在傳承文明、服務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有著不可或替的潛在作用,是提高全社會文學藝術欣賞品位、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研究又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為此,文學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擔使命,不斷探索新形式、解決新問題、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讓人民滿意的學術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文學研究的本質意義和長遠價值。
注釋: ①《文史知識》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5頁。

很多時候,指出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學術思考的深入,研究視野的拓展,思想格局的提升……學術的每個點滴的進步,都離不開批評與爭鳴。張瑞君教授是資深的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他的文章對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檢討。我們編發這篇論文,旨在期待學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不要忽視對以往的反思與總結,以便從中尋找未來的方向。
近幾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成就的總結已經有不少論文論著,筆者也沒有必要再錦上添花。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但是更不能妄自尊大。這幾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的局限與不足,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文學史以及詩歌史、散文史、詞史、小說史、戲曲史等力圖在超越幾十年以前的寫作模式,努力尋找文學內部發展的規律,也盡可能將文學發展置身于時代精神中去考量,然而整體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給人的整體感受是文學內部發展軌跡的闡釋或過于概括或線索模糊,文學外部環境的闡釋顯得過于宏觀空乏。內部與外部關系的論述更顯得欠缺,有的仿佛為寫而寫,好像兩張皮,外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常常不是從大量的原始材料出發進行理性的歸納,而是從既定的理論思維模式去簡單羅列一些常見的資料,再做十分概括的闡述,于是往往給人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受。除了論證材料的大同小異而外,著者均有建立獨立的學術品格的主觀努力,但學術研究的路徑及論述的方法卻很難給人以創新的感受。文學內部承傳流變的規律以及形成這些規律的動因揭示得不夠。因此真正從本質上對幾十年前同類著作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好的愿望。
就文學史的編寫模式而言,很難達到深邃的歷史意識、扎實的知識儲備與通達科學的分析方法的融合?;緵]有擺脫幾十年前的定格,不能說千篇一律,但是基本是時代背景、作家生平、創作分期、內容與藝術,地位與影響。大作家一章、名作家一節,主要作品加具體分析。由于研究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許多研究者專注一個朝代,甚至一個作家,更甚者一個問題幾十年不變,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否定這種研究態度,但是轉身一變成為文學史的編著者,就很難實現角色的成功轉換,極易使文學史變成個案研究的集成品。
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以開拓學術研究領域為己任,比幾十年前無論資料收集的廣度、論述的深度都有很大進步,篇幅大大增多。然而文學批評史主要論述的依據與以前歷代涉及的名篇大同小異,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未被注意,許多原始別集選集筆記等沒有做資料長編,一些文學流派由于內部關系復雜,也沒有深入論析。概括是明顯的長處,但深入不夠為明顯的短處,文學研究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如何不被豐富繁雜的材料所束縛,是必須解決的課題。而從材料中走出來進行宏觀審視時,不能片面取舍材料,而應該從全部材料出發,這樣的理論才能令人信服。
中國文學批評的片面性正是其批評的策略,無論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評、論詩詩、詩話、詩格、評點、摘句、選本等,方法是以偏概全、以點帶面,重感悟、重直覺,評論的語言又善用象喻,由于這些著者在歷史上的身份地位使其理論富有極大的號召力。后來的研究者如果不理性分析、批判地繼承,常常自覺不自覺地陷入既定結論的泥淖中。這方面的教訓也不在少數。而對于傳統文學理論的范疇,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內涵融入,有的研究著作力圖解釋這些范疇,但是沒有用動態變化的方法,而僅僅是靜態概括的歸納,有待深入細致的研究。一些著作靜止地寬泛地簡單套用在自己的研究里,必然失去針對性。
就斷代文學研究或一個朝代某一時期文學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并未進行原始文本的全部審視,如宋詩、明詩、清詩、近代小說等宏觀研究對文本的全部審視費時巨大,因而便以傳統框定的名家為研究對象,其他基本無暇理會了;有的只是主要個案研究的簡單堆積,再在每章前加一個所謂宏觀的靜態的敘述。對一個朝代或一個朝代某一個時期文學內部與外部發展變化的軌跡缺乏深入的剖析。正如韋勒克所言:“如果要了解整個山脈,當然就不能僅僅局限于那些高大的山峰?!?br /> 無論宏觀研究也好,微觀的個案研究也罷,文學的創作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既有對傳統的繼承,更有時代精神下的超越。其中的因素有外部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有內部的個人經歷、年齡變化、經驗的積累等,對這個過程解釋得越具體,對其發展變化的原因挖掘得越深,研究價值就越大。而這個時期的研究者大多習慣靜態觀照的研究方法,熱衷于歸納概括其總體風格。但是太概括則太抽象,歸納的僅僅是研究對象的一般共性。有時仿佛放在很多地方都適用,研究成果的價值大打折扣。
千百年來形成的經典判斷標準嚴重影響研究者的評價與分析,從幼兒園、小學到中文本科專業的教材,歷代選本,詩話等。個體的研究者一生都在揮之不去的影響中思考,想否認這些標準十分不易。作為研究者的知識譜系這個標準在左右、支配、影響自己獨立的判斷。那些不被重視的作家幾十年的研究也常常有不被重視的現象。
學者試圖拓寬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視域,從哲學、文化學、佛學、書畫等角度切入,也產生了不少成果。這類成果開疆拓土的意義不容置疑,然而由于不少學者對這些學科缺乏深入的研究,有的對這些領域基本的文獻尚未達到學懂弄通的程度就草草上馬,免不了強做闡釋、生硬分析,個別直接從這類研究成果中找材料找理論,再與古代文學理論簡單掛鉤,研究的成果就更難以令人置信了。
編年史、年譜、作品編年類著作論文不少,成就斐然。然而不少成果科學求證精神不足,為了對研究對象有所創獲,有時在現有材料根本無法得出結論的研究現狀面前,大膽做人為的超越?;驅]有關聯的材料強行索解,妄加聯系;或違反無證不信、孤證不信的原則,大膽假設,根本沒有材料支撐;或抓住一條關系不大的材料無限延伸;或搜索一鱗半爪的無關材料,無限度猜想。更有甚者為了引起轟動、博得關注,從根本經不起推敲的材料出發進行論證,其結論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只抓住有利于自己結論的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采取視而不見、避之不理的態度,更不能對所有有關的證據做系統周密的梳理,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不難看出,近幾十年來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學者在考證的素養與能力上與前輩學者尚有一定距離。
文體史研究方面,材料的堆砌傾向比較嚴重,如何從紛繁的材料中上升為清晰的理性思辨成果,揭示文體自身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外力作用高度深度不夠。揭示一種文體在每一朝代形成的獨特個性的過程更顯不足。給人總體感受基本上沒有突破文學史編寫的思維定式。
對杰出的文學家而言,文學創作僅僅是其全部人生的一個角色。他可能是政治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書畫家、金石學家等。這些角色不斷影響甚至滲透到其文學創作中,不僅僅局限在題材的拓寬,更直接作用于獨特藝術風格,成為影響其藝術個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對其文學創作研究較為深入,對其他方面研究明顯欠缺。為了研究,走馬觀花地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學科就給予論述,很難深入融通。
文學與其他科學的聯系錯綜復雜,文學性不是永恒的、抽象的,而是歷史的、變化的、具體的、富有實踐性的。任何文學作品都存在整體的意蘊,包含了政治、哲學、文化、宗教、歷史、社會、心理、自然科學領域等的表達,越是內涵豐富的作品包含的非文學因素就越多?!都t樓夢》等可以說是一部百科全書。評論者大多只在文學方面擅長,其他意蘊的開掘明顯不足。近幾十年作家研究基本上圍繞文學論文學,研究者把研究對象納入自己的知識譜系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不是研究者在闡釋作品,而是作品在證明研究者固有的理論。這不是激活作品的生命,更有甚者簡單化的立論固化了作品的意義,限制了作品本身意義的輻射范圍。個性是在對比中顯現的,也就是說研究者知識儲備中的對比材料越豐厚,對于研究對象的獨特特征及創造性就分析得越深入透徹。劉勰所謂:“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毖芯空叱3F扔谏娴膲毫σ宰非髷盗繛閷W術研究之重要動力,操百曲觀百劍不足便汪洋恣肆地揮灑出鴻篇巨著。除了字數驚人,內在創新的價值值得懷疑。
研究者應該將古代文學的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貫通起來,最大限度地進行審美批評。這種融通的思維方法,正如徐復觀所期望的那樣:“站在人類文化的立場,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對歷史中某一門學問的研究工作。我也發現不出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成就,具備了排斥某一門學問的資格?!痹S多出色的評傳力圖從傳主全部人生角色審視,拓寬了作家研究的視角,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啟發意義很大。然而不同角度的分析如何形成整體的審美觀照與研究結論,避免作家研究的碎片化,尚有探索突破與提高的必要。
古代文學研究者除極少數對于西方文藝理論排斥而外,大多是積極采用的態度。然而絕大多數西方文藝理論并非自己的知識譜系天然具有的因子,因此研究者多是以匆匆學習立竿見影的實用主義態度來對待。中外文學理論大多并不是純粹的文學理論,而包含在完整體系的哲學、歷史學、心理學、文化學、藝術學等理論中,是系統學科的一部分?!墩撜Z》、《孟子》、《老子》、《莊子》、《史記》、李、杜、韓、柳、歐、蘇,西方從柏拉圖到盧卡契包含的文藝理論莫不如是。如果簡單引用,脫離文本的具體時代背景與完整體系,就很難說尊重了理論。文學作品是作家心靈化的產物,是獨特的個體靈魂用形象實現主觀客觀、理性與感性、內在外在統一的復雜過程。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論都是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一種分析的方法。迄今為止,尚沒有一種理論能夠窮盡這個系統的全部。實際上這種理論是永遠不可能產生的。如果不采取批判繼承中外文藝理論的態度,必然使理論失去應有的力量。
彼得·巴里曾經鄭重告誡“絕不能認為理論文章的艱深背后必然隱藏著深刻的思想,實際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且不說研究者大多不是從原著中自覺地內化成自己的理論思維方法,而是從翻譯的中文譯文中引用,對這種理論的適用范圍不做認真思考,對理論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及理論的深刻內涵,并未深入把握,以至于這種引用常常是淺嘗輒止,并未對這種理論全面系統消化吸收,更沒有對理論做充分的反思以后再大膽地運用理論。既能大膽利用外來的理論,又能根據研究對象來創造性地修正或改造理論,使其植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土壤,使其成為一種科學而又實用的方法,這方面十分成功的案例不多。有的為了點綴,但是否適合自己論述的對象,值得懷疑。理論不是無邊際的,生搬硬套在邊際之外的研究對象,必然產生先入為主牽強附會的弊病。
研究者習慣于運用內容與形式二分法的傳統思維來闡釋作品,其實二者是不可分離的。藝術作品的內容必須被轉化為可以充分實現藝術效果的形式。由于對作品進行了二分之一的切割后,再進行二分之一以內的切割,一步一步地肢解,作品的獨創性有時反而變得越來越模糊。
智慧需要智慧者的發現,奮斗者才理解奮斗者的艱辛。文學創作活動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作者全面調動感知、回憶、想象、聯想、幻想、理智等活動,又妙緒紛披地揮灑在自我的話語體系中,有說不明道不清的靈感誘因。許多研究者終其一生很少文學創作的實踐,許多分析不可避免水中望月、霧里看花,結論也難脫隔靴搔癢的局限。
研究者不能只顧自己發聲,還必須為時代的讀者發聲。對于傳統的文學每個時代都應該用適合時代精神的眼光在繼承傳統闡釋的基礎上重新審視。研究者除了洞悉作家的心路歷程而外,有必要了解讀者的審美傾向與審美期盼。不少研究僅僅滿足狹窄的小圈子,在相當的情況下流于自說自話。伽德默爾曾鄭重提醒:“認為我們可以置身于時代精神之中,以該時代的概念和觀點而不是以自己的概念和觀點來思考,并以此達到歷史客觀性,這只不過是歷史主義天真的前提?!笨陀^上講,研究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聲音無人回應,而是希望共鳴,這種潛在的動能應該驅使研究者把握時代的脈搏,但是事實差距甚遠。
一切現實的存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歷史的存在。歷史與現實共存于人類思維的空間中,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如何對待研究對象與研究成果是每個研究者繞不開的話題。有不少研究者對自己研究對象不能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由于一些研究對象以往屬于冷門,填補空白不等于非得拔高這些研究對象的價值,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學者為了引起對這些對象的關注,采取劍走偏鋒式的人為提升。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的成果面前望而卻步,不敢超越,有演繹擴展前人成果的傾向。必須對以往的研究保持懷疑批判的繼承態度,“對過去的每一種理解都包含著某種誤解,因為我們并不是站在歷史之外觀察和評判歷史的,我們對歷史的看法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研究是開放的,正像歷史不存在終點。研究者存在的意義是必須在每個時代對已經研究過的作品發現其新價值,否則就失去存在的意義。近幾十年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的數量驚人,而含金量明顯不足。
一些西方文藝理論認為文學批評本身也是文學作品,這種觀點還值得推敲。但是文學研究的著作與文章不應該一個模式,一種格調。古代文學研究的先輩學者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錢鐘書、朱自清等的研究,不僅有理論高度,而且文筆靈動,論述的語言有自己獨特的個性魅力。這幾十年來,學者的文章應該有更大的飛躍,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文章似乎變得越來越呆板僵化,學究氣越來越濃。風氣所及,一些年輕學者的文章,也少見青年熱情洋溢、才氣縱橫、語言鮮活。有時甚至摻雜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式,力求證明自己的老成。不少刊物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保證刊物的穩健風格,有個性的文章也難以公之于世。久而久之,創造獨特研究風格的激情被消磨殆盡,不得不遷就編輯的統一要求。時代飛速的進步并沒有孕育出極富時代精神的文風,千篇一律的腔調與日新月異的時代風貌相比黯然失色。
近幾十年來對古代文學研究者與研究成果的批評極少,有一些只是具體學術觀點的討論。大量的綜述只是一種學術發展的陳述或觀點的概括,對研究的缺陷偶爾提及也只是蜻蜓點水,無關痛癢,有時好像為了文章的要求而畫蛇添足。從學術積淀與態度、學術方法及規范等對學者及論著進行言之成理的批評的著作與論文鳳毛麟角。大量的學者研究因為對象是前輩,更是尊崇有加,絕少反思批評。最多也只輕描淡寫說說特殊時期政治運動對其研究的影響,對其研究結論的左右與無奈。許多的書評或流于同行情面或出于朋友請托,很少一分為二的深入評論。一些書評還有人為拔高、言過其實的缺陷。由于缺乏針對性的批評,許多學者近幾十年的學術路徑與思維方法基本沒有改變,沒有主觀超越的愿望與努力。
毋庸置疑,每個研究者都是有局限的,當然這是一個動態的狀況,我們不能否定研究者克服局限的能力和不斷付出的努力。優秀的研究者也許一生都在超越自我,不斷克服自己的局限,但有時終身也克服不了許多局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陀^冷靜地發現問題總比回避更有意義。當然發現問題,并不是立竿見影地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最起碼給解決問題理清了線索?!皩τ谘芯空邅碚f,在科學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就是發現問題。但發現問題則意味著能夠打破一直統治我們整個思考和認識的封閉的、不可穿透的、遺留下來的前見。具有這種打破能力,并以這種方式發現新問題,使新回答成為可能,這就是研究者的任務?!惫P者期望現在研究者的超越,更期望年輕一代全面的超越,這樣的話,回首與反思的參照價值就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古代文學領域中武則天故事研究

一、武則天的個人生活相關文獻研究

《禁毀小說夜譚》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武則天事,中國小說重要素材之一,凡描述唐宮之事,都與武則天之事跡?!笔聦嵈_實如此,我國古代文學對于武則天在宮中的個人生活描寫頗多,甚至多過描述她的政治生涯。比如在明代小說《如意君傳》中,就描述了武則天與她的男寵薛敖曹之間的故事,不過由于涉及過多性事描寫而被社會所爭議。如今能找到關于武則天個人生活最早的記載就是《如意君傳》一書的評價作品《讀如意君傳》了。在此書中,作者黃訓對《如意君傳》予以了全面的否定,他認為該書為“言之污口舌,書之污坊冊”的淫穢之物,可焚也罷。從那以后,該書就沒有為多少人所知。

直到21世紀,該書卻被文學界再次提起,并與此研究出了一些成果,認為它在小說的體式、成書年代等方面都有研究價值。王汝梅就在他的《明代艷情傳奇小說名篇的歷史價值》中指出,《如意君傳》雖然推崇性事,描述了國君與平民愛欲的不雅之事,讓性超越了倫理等級,但不能因此而掩蓋了真實,所以他也在客觀上對禁欲主義進行了強烈批判,鼓勵人們正視兩性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正是描述武則天個人生活的《如意君傳》,把性與國家的政治聯系了起來,讓描述性的場面變得復雜多面,為之后經典著作《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拓展了自由的藝術描述空間。另外像《隋唐演義》與《濃情快史》也從不同角度描述了武則天政治背后的個人生活,顯露出了在宮廷之下一位才能卓越的女性。但是無論在哪部作品中,生活中的武則天都留給了讀者一種心計多端,甚至有些可怕,且生命力極為旺盛的印象。正是憑借她的卓越才智,才能玩弄幾朝皇帝于股掌之間,獨領風騷數十年。從這些描繪武則天個人生活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眾多作者對武則天的愛恨交加的評斷,一位野心欲望不見底的政治家,一個放蕩不羈的淫婦,讓人唏噓的同時也不得不讓人佩服她超凡的個人能力,小說作品中交織著對她的丑化與美化,正是這樣一個表現出非凡氣質與才能的女人讓我國文學對她的研究時至今日還不能休止。

二、還總結

總體來看,武則天的文獻就主要分為以上兩個層次,她的政治生活與個人生活。而對她的評價也見分兩極,褒揚與貶低共存??梢哉f,在宣揚男權主義文化的中國傳統社會,武則天無疑是一個異類,如果她不能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天使”,那就必然成為“魔鬼”。這是一種積極光環效應與消極惡魔效應相結合的結果。官方描述下的武則天則是一個被人們的意識形態思想與正統文化加工過濾過的藝術形象,這樣的形象刻畫中帶有不同群體的自身利益考量和社會發展需求。但是作為一種主流文學文化的產物,民間故事中的武則天形象依然還是人們對世間美好愿望的全部寄托,是永不磨滅的。

作者:謝燕 單位:青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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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語境中闡釋古代文學研究

在當前的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中,教師們所長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學史的梳理和文學作品的分析。文學史的梳理過程中往往是簡單的文學作品的產生流程介紹,而很少涉及到文學作品所產生的文化語境、文化傳統;在分析文學作品時,往往是傳統的分析模式———時代背景、作家介紹、主題分析、人物形象、藝術特色等。這種模式的講解以簡單僵化的套式將千姿百態的文學創作單一化、模式化,輕易地把作品的豐富內容遮蔽和拋棄了,而且學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學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這種傳統的講解模式,就必須將古代文學作品還原到其所產生的文化語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語境下,闡釋每一部文學作品的獨特的深刻意義。

一、在時代語境中把握文學作品的主題

在各時代的文化語境中把握文學作品的主題,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往往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分析的比較到位,把握了各個點,但很少在史的聯絡中把握作品。比如對王實甫《西廂記》的解讀,以往關注的是反封建主題和“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劇性結尾,但很少有人追問,從唐代元稹的《鶯鶯傳》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再到王實甫的《西廂記》,西廂故事由悲劇轉為喜劇的緣由何在?張生的“始亂終棄”變成崔張“私相結合”又是如何為人所接受的?這些問題的解答,都有賴于將文學作品還原至其所產生的文化背景中?!拔鲙适隆眲撟饔诓煌臅r代,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婚姻習俗、文化傳統。元稹的《鶯鶯傳》以唐代文人士子與歌姬的愛戀故事為題材,崔鶯鶯的自薦枕席、投懷送抱,最后被張生拋棄,時人卻贊揚“始亂終棄”是善于補過。崔鶯鶯對張生用情至深,卻落得紅顏禍水、天生尤物的評價:“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笑?!倍搅私鹪獣r期,少數民族獨特的婚姻觀念、婚姻習俗,使得崔張二人能夠突破傳統的門第觀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觀念,從而成就美滿姻緣。金元時期,婚戀中的女性的主體意識加強,女性的貞操觀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張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才廣為人所接受、傳唱。在《欽定重訂大金國志》中記載“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為幣。貧者則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未娶欲納之者,即攜而歸,其后方具禮偕女來家以告父母?!保?]706貧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尋找如意伴侶的自由。還有“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擇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還有“搶婚習俗”的變體,“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嘤邢扰c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愿留則聽之?!保?]678正是這種寬松自由的婚姻觀念,才有了崔張二人共同反封建禮教的成功。這種主題是由當時文化語境產生出來的。文化語境是理解和闡釋文學主題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對此,必須注意給予足夠的重視,把握各時代的文化語境,才能更精準地解讀文學作品,讓學生們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圖志”背景下闡釋文學

注意在各種文化信息中解讀古代文學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學固化為單純的文字表述。許多學者都把當下的社會稱之為“讀圖時代”“后經典時代”,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古代文學的教學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經典的文學巨著,已經吸引不了學生的注意,他們的興趣更多在新型的傳媒之上,網絡、圖畫、影視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就要充分利用學生的興趣愛好,從各種“圖志”———繪畫、壁畫、石刻、石窟、陶瓷畫俑、考古實物———中,創造出“以史帶圖,以圖出史,圖史互動”的形象生動的文學史寫作形態,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一系列有關“熊圖騰”的圖像、考古實物的發現,為我們重新解讀中國古代的“鯀禹化熊”“黃帝號有熊氏”“禹會萬國以建熊旗”的神話傳說提供了生動的實證。在2002年上海博物館展出的戰國楚竹書《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為之旗號,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2]。這則新發現的文獻詳盡記載了禹以熊為中正之旗,表明禹與熊的關系;而中國各地有關熊的考古實物的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的熊形銅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熊龍、河南禹州禹廟中的大禹化熊圖、黃帝故里的熊足大鼎、遼寧建平紅山文化遺址的熊頭骨、興隆洼文化遺址的石雕熊等等———為熊是黃帝、禹的象征性動物提供了形象的說明,而這種“圖志”遠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說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種“圖志”豐富、更新教學內容,讓學生在生動形象的圖志中,領略圖志背后的深意與真相。

三、在俗文化傳統中解讀俗文學的創作

突破傳統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間文化的立場上解讀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與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有其獨特的民族性,包含著豐富多彩的文學形態,既有陽春白雪的高雅文學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學,既有文字記錄的書面文學,也有口耳相傳的口傳文學。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中,中國古代文學逐漸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賞、雅俗互動的宏大格局。但從文學創作的源頭上看,中國古代文學的許多文體往往起于俗,成于雅。從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學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对娊洝分械膰L,詞中的“新聲”,“真詩在民間”的觀念,都表明了中國古代文學與民間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尤其是長篇章回小說的創作,在其創作的起始階段,更是在民間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長起來的。早期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大都是世代累積型創作,而非文人獨立創作的文學作品。以《三國演義》《水滸傳》最具代表性,它們的主題、人物、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經過了幾百年的積淀、醞釀,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來,成為膾炙人口的“奇書”“名著”。在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間廣泛流行的是“說話”“雜劇”“傳說”“故事”等通俗文藝的表現,在這漫長的醞釀過程中,積淀了濃重的民間文化的特色?!叭龂适氯宋铩痹诿耖g發酵已久,已經涂抹了鮮明的民間文化的特色,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愛恨喜憎已經表達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保?]可見在民間已經形成了鮮明的“擁劉貶曹”的特色,《三國演義》小說是對這一民間文化特色的繼承與強化.“水滸人物故事”同樣在民間大眾中廣泛流傳,石頭孫立、花和尚、青面獸、武行者、及時雨等形象與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民間已經在這些耳熟能詳的題材中寄寓了強烈的感情,這些好漢最終受招安,官封節度使,這就是普通民眾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都是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上加工出來的,只有從民間文化的立場上,才能更好的解讀文本?!度龂萘x》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間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來的,民間文化的特色是善惡分明、好壞凸顯,所以三國人物都具有非常鮮明的極致化傾向,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個性異常突出,這符合普通大眾的審美;《水滸傳》中的人物,所謂梁山好漢也是在民間立場塑造出來的,他們不是視金錢如糞土鏟奸除惡的江湖俠客,也不是濟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漢身上更具有民間市井的氣息———恩怨分明,意氣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義,他們聚在一起是義氣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論秤分金銀”的狂歡式生活,他們是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單純的懲惡揚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一類民間性鮮明的文學作品,就不宜用傳統的雅文學的標準來衡量其人物形象、藝術特色,更不能用現代人的審美標準、價值標準來評價古人。在教學過程中,就要凸顯其民間性、大眾性特色。文學講授應該是與時俱進的,應該及時地吸收新的文學研究方法,打破那種單一化的解讀模式。還原文化語境是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夠把某種文學同當時的某種文化語境聯系在一起,從而找到某種文學得以發生的原因,以及某種文學主題出現的根由。離開了文化語境的文學解讀,往往顯得單薄、枯燥、隔膜和言不盡意,原因就在于,離開語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種程度上,講解一部文學作品就像講一棵離開了土地的樹,離開了土地,樹也就沒有了生命。文化語境會讓文學作品豐富起來,深刻起來,“活”起來。只有把古代文學作品還原到文化語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學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闡明古代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張麗紅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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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中教師角色研究

摘要: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的發展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同時許多學校也在對古代文學課堂教學的改革和優化進行探索,而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中教師扮演的角色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現階段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通過轉換教師扮演的角色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增強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的有效性。

關鍵詞: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課堂教學教師角色自媒體

在教育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教育的意義,思考到底什么樣的教育才能夠稱得上是葉圣陶先生口中的“教育”,怎樣的教育才算得上是符合高職院校學生的教育。在思考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真正符合高職院校學生的教育不是教會學生多少技能、多少本領,而是在教學的過程中增強學生的文化底蘊,培養一批有素質、有能力、有文化的全能型人才。

一、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學是高職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它旨在提高學生文學素養和運用古文知識的能力。同時它是一門跨時較長、學生學習難度較大的課程。尤其是文學基礎偏弱的高職院校學生,學習起來非常吃力。筆者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也深深感受到實現教學目標的困難和出現的問題。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1.學生學習興趣不高,導致其上課積極性和參與度不高

眾所周知,興趣是開啟成功之門的鑰匙,高職院校的學生之所以不能高效地學習古代文學課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學習的興趣薄弱,這樣就直接導致學生在上課的時候積極性和參與度不高,教師在臺上講課,臺下的學生干什么的都有,打游戲的、說悄悄話的、睡覺的等;在教師提出問題的時候,學生不會進行深入的思考;在教師布置作業任務的時候,許多學生草草了之,直接去網上搜索答案或是抄襲別的同學。造成以上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學生沒興趣去學,自然也就無法專注于這門學科。

2.學生的基礎能力較差,導致其在接受知識與理解知識上存在一定困難

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不能高效開展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學生的基礎知識與基礎能力較差,對很多問題或是文學知識根本不知道或是不了解,這樣會導致學生在上課的時候根本聽不懂老師在講什么。長此以往,會讓那些一開始即便是對文學課程感興趣的學生逐漸失去興趣,從而放棄對該課程的學習。例如教師在講文學人物關漢卿的時候,很多學生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生于哪個朝代等等;在講李清照的時候,學生會問李清照是男的還是女的。學生感覺陌生就會降低對所學知識的好感度,從而放棄學習。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學生的基礎較差,導致其在接受知識與理解知識上存在一定困難。

3.課堂文學氛圍不夠濃厚,無法營造充滿古風文學氣息的課堂

隨著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網絡信息大爆炸,新一代的人們視野越來越開闊,開放自我,接受新的實物。在現代課堂上,充斥著各種網絡用語,這樣直白的時代氣息直接與古代含蓄的文學氣息相左,導致教師在上課的時候無法有效地設置情境,給予學生充滿古風文學氣息的課堂,無法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進入到課堂中,從而降低了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藝術氣息,從而無法提高學生文學素養和運用古文知識的能力。

4.教師扮演角色單一,無法充分調動學生的情緒,使其更高效地學習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課堂教學中存在的最大局限就是教師扮演的角色比較單一,導致學生審美疲勞,降低了課程效率。在高職院校中,教師普遍扮演的角色就是課程知識的串講者,主要任務就是將知識“說”給學生,只是站在三尺講臺上滔滔不絕地講課,卻忽略了學生在課堂上的主體作用,這樣的教師角色沒有巨大的魅力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增強課程開展的有效性。

二、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中教師角色的研究

通過對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的分析,筆者認為要提高課程的有效性、培養和提高學生文學素養和運用古文知識的能力,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重新定位教師在課堂上扮演的角色。因為在新時代的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教師不再是給予學生知識的灑水車,學生也不再是吸收知識的海綿。因此通過研究和定位高職院校教師在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中的任務和扮演的角色,能夠在提升課程的有效性、提高學生文學素養和運用古文知識的能力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筆者通過研究和調查實踐發現,將教師的角色由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成組織者、參與者、咨詢者以及評估者,能夠極大地發揮教師職業的優勢,更加高效地開展古代文學的教育教學。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一定要發揮組織者的角色,利用多媒體組織學生參加各種文學教育類型,激發學生對古代文學的興趣,從而提高課堂有效性。在信息時代,古代文學的教學媒體應是以文字教材為主課件、網絡等為輔助的多媒體結合。為提高學生課堂學習效率和對古代文學的形象性、直觀性的感悟,教師要在多媒體制作上多下工夫。制作課件時,文字設計、知識背景介紹、文學欣賞等,可以用不同的字體、圖片方面,藝術性地再現古典情境;聲音也要用富于形象性、感染性的語言,讓學生有身臨其境之感;圖文處理方面,采用“動”態的效果更佳。如講授白居易的《琵琶行》,可以用古典琵琶曲,再現“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音樂情境,給學生以直觀、形象的心理感觸。講李商隱的《無題詩》,欣賞結束時播放徐小鳳的《別亦難調》,會讓學生有意猶未盡之感。欣賞李清照的《一剪梅》詞,配以安雯主唱的《月滿西樓》,學生在惋惜詞人悲劇人生時,也會為詞中的含蓄深情揮灑同情的眼淚。教師作為組織者,通過多媒體輔助教學,能夠充分地利用自媒體時代的優越性,激發學生的學習激情,讓其在視覺聽覺上感受古代文學的魅力,在一次次的教學中拉近學生與古代文人墨客的距離,促進學生的學習,提高古代文學課程課堂教學,使該課程不再是枯燥的、乏味的、冗長的,同時也讓這門課程更加有意義。

教師參與到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在與學生建立起良好關系的同時,灌輸學生文學知識。教師將角色轉變為參與者的一個重大前提就是走下講臺,走進學生,圍繞學生展開教學,這樣的教學手段才是“接地氣”的,才是真正符合學生特點的。例如在講授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的時候,教師在講課之前先讓學生討論我國古代都有哪些人物代表著愛情的悲劇。學生聽到這個問題就展開了討論。有學生說賈寶玉和林黛玉就是典型的代表,也有學生說崔鶯鶯與張生也是悲劇,還有學生說杜十娘與李甲等。此時教師也應該參與到學生的討論中,對學生的故事進行補充。教師的這一行為不僅提高了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還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在討論之后,教師給學生講了本節課程《孔雀東南飛》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學生能夠很快地投入到對課程的學習中。這樣教師就參與到了學生的討論之中,然后再以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這樣既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又順利地開展了教學,提高了學習的效率,是值得推廣的。

教師為了了解學生的基礎知識與能力以及上課的教學效果,咨詢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咨詢者要咨詢的有兩個對象。首先是其他教師,通過向其他教師咨詢與學習,能夠有效地吸取教學經驗,反思教學,增強自身的教學素質和能力。其次是咨詢學生,教師通過在課余時間了解學生,能夠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從而更好地分配教學資源,掌握教學節奏,讓古代文學能力素養較強的學生學好,讓基礎能力比較薄弱的學生也能有效地學習,不被落下,這樣的教學才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幫助和促進所有學生共同進步。

教師也要以評估者的身份進行教學,通過創設符合本班級的文學評價機制,對學生進行綜合性的評價,從而讓學生的學習是有目標、有意義的,這樣不僅能夠促使學生產生競爭學習的動力,還能讓其明白自身的薄弱點與不足之處。評估者也要定期對自身的教學進行評價與反思,定期寫教學體會、反思日志等,通過分析成功之處與失敗之處來完善自己的教學技能,提高教學水平,從而提升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有效性。綜合以上對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筆者認為,在新時代的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角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通過轉變教師的角色,能夠在提升課程有效性、提高學生文學素養和運用古文知識的能力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雖然這一過程并不容易,但筆者始終相信,經過教育人員的不懈努力,能夠發揮教師的優勢,促進學生綜合全面發展,這樣的教育教學才稱得上是值得贊賞和推廣的。

參考文獻:

[1]杜英光.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課堂教學淺析田[J].內蒙古教育,2014

[2]羅智.高職院校古代文學課程課堂教學應用研究[J].亞太教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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